為何“丈夫”對“妻子”的暴力，會被視為“小事一樁”？
當“老婆和明太魚干，三天一打才像樣”的暴力言語被當作玩笑；當一個社會勸誡恐懼中的女性“過日子嘛，都這樣”，甚至指責她當初就不該“自找”……這，究竟是一個怎樣的社會？那些聲稱因壓力大、無法控制憤怒而“動手打了老婆”的丈夫們，為何從不對他們的上司或街上的陌生人發泄憤怒？
本書作者，正是被譽為“韓國女權主義教科書”的《女權主義的挑戰》的作者鄭熙珍。在這本《極其親密的暴力》中，她深刻地揭示了：家庭，這個被視為不容侵犯的私人“港灣”，實則是一個社會性與政治性的空間——在此，父權社會根深蒂固的性別歧視與權力關系，以最“自然”的方式被實踐與習得。本書是關于當下韓國女性處境的一份最赤裸、最沉痛的報告。閱讀它，將成為你以女權主義的視角，重新審視韓國社會與自我的重要契機。(本書為2001年出版的《我今天收到了花》之修訂新版，收錄了作者新撰寫的序言，并根據當前情況對信息進行了修訂與補充。)
女權主義寫作的典范， 一部無比生動的女權主義入門讀物
在韓國，絕大多數女性一生中至少有過一至兩次遭受伴侶或丈夫暴力的經歷。自2009年至2015年，被丈夫或伴侶殺害及殺人未遂、并經媒體報道的女性，共計1,051人。這觸目驚心的數字意味著，平均每2.4天，就有一名女性徘徊在生死邊緣。然而，在親密關系中遭受暴力并因此喪生的女性，其實際數目無人知曉。相關的官方統計付之闕如，且大量案件最終被定性為自殺、意外或失蹤。只有當一個女性死得足夠“慘烈”，或是她在被打死前，奮起反抗殺死了丈夫，她們的遭遇才得以“被看見”。 《極其親密的暴力》一書，正是為了揭示這場人盡皆知，卻無人愿意正視的巨大暴力——這場被稱為“妻暴”的、極其親密而又無比陌生的暴力的真相，以及滋生這場暴力的、我們社會根深蒂固的性別歧視文化。本書是一部獨一無二的研究著作，它深刻地論證了：“妻暴”并非個人問題，而是普遍的社會結構性問題；男女關系，比階級關系更為根本，它是一種權力關系。
作者鄭熙珍基于其十余年的咨詢經驗、大量的案例分析、數百篇國內外文獻的研究，以及對50個家庭（包括施暴男性與受暴女性）的深度訪談，層層剖析了在父權社會中，從家庭內部到國家公權力，是如何合謀將“妻暴”公然隱匿并持續再生產的集體心態。通過施暴者與幸存者無比真實的證言，所謂“命運共同體”與“和平港灣”的家庭假象被擊得粉碎，而其作為韓國社會中厭女文化與性別歧視高度濃縮的真實面目，則被赤裸裸地揭示出來。 作為“女權主義寫作”的典范，本書清晰地展示了男性中心社會，是如何通過婚姻制度，將女性的身份從獨立的“公民/個體/人”，置換為“妻子/兒媳/母親”的角色，并以此維系男性的既得利益。它將成為一本最具現實意義的女權主義入門讀物，獻給所有在作為“人”的『權利』與作為妻子、兒媳、母親的『分內之事』之間掙扎的女性。
究竟有多少女性，在遭受“丈夫”的暴力？ ——統計數據中的家庭暴力
“對妻子的暴力”，直到1997年《家庭暴力防治法》出臺后，才在法律上被界定為一種罪行。然而時至今日，我們的社會仍普遍將“妻暴”視為不容外人置喙的“家務事”，而非侵犯女性人權的犯罪。相關官方統計的缺失，正是這種觀念的直接后果。但僅從“韓國女性之電話”等民間團體及政府的調查報告中，我們便足以窺見現實的嚴峻。據統計，韓國家庭中，夫妻間的暴力發生率高達50%。（據韓國女性家庭部調查，2010年“過去一年夫妻暴力發生率”為53.8%，2013年為45.5%。）以下是部分展現“妻暴”現實的近年數據：
家庭暴力罪犯五年間激增6.5倍，其中70%的受害者為妻子 據統計，2014年韓國家庭暴力罪犯人數高達47,549名，相當于平均每日有超過130人因家暴被捕，這一數字是五年前的6.5倍。同年，家暴受害者中有70%為妻子。據共同民主黨議員樸南春于（2016年）9月14日從警察廳獲取的資料，近五年（2011-2015）因家庭暴力被捕的人數共計100,832名。其中，對妻子的暴力問題尤為嚴重。2014年的17,557名家暴罪犯中，有12,307名（70%）的施暴對象是自己的妻子。 ——《女性新聞》第1407號（2016年9月15日）
每兩天就有一名女性被殺害或殺人未遂，她們的生命，斷送于親密伴侶之手 除官方統計（據大檢察廳《2015犯罪分析》，重罪受害者中約90%為女性）外，韓國對女性被殺害案件缺乏專項分析。在此情況下，“韓國女性之電話”自2009年起，僅通過媒體報道的案件，對女性被殺害的狀況進行追蹤。據其報告，自2009年至2015年的7年間，至少有657名女性被其丈夫或伴侶等親密關系者殺害，包括殺人未遂在內的受害者則高達1,051名。這意味著，平均每2.4天，就有一名女性被殺害或經歷殺人未遂。 ——摘自《月刊參與社會》2016年7月號“女性生活的世界”一文（作者：宋蘭姬，“韓國女性之電話”事務處長）
“妻暴”難以得到應有的懲罰，施暴者被拘留比例僅為1% 據警察廳數據，家庭暴力被捕人數從2011年的7,272名，激增至2015年的47,549名，五年間增長了6.5倍。今年（2016年）截至6月底，已有26,130人被捕，呈持續增長趨勢。然而，施暴者卻并未得到應有的懲罰。據法務部2015年8月提交的國政監查資料，家暴罪犯的起訴率已從2011年的18%下降至2014年的13%，去年（截至7月底）更是僅有9%。盡管被拘留的比例從2012年的0.78%上升至2015年的1.27%，但仍徘徊在1%的極低水平。 ——《明日新聞》（2016年7月26日）
將家庭暴力視為“家務事”而非犯罪的國家公權力 2013年5月，韓國警察廳針對全國近萬名警察及家暴案專職調查員進行了一項觀念調查。結果顯示，**57.9%的受訪者認為“家庭暴力案件應優先在家庭內部解決”，另有35%**的人認為“警察在此類案件中能做的不多”。
然而，作者在書中指出了一個更深層的原因：因為女性自身，都缺乏一套能夠從女性視角出發，去詮釋并言說自身經驗的話語。
與所有社會現象一樣，針對女性的暴力，尤其難以進行精確的統計。因為它是一種隱性犯罪，存在巨大的“犯罪黑數”。此外，受害者、施暴者乃至調查者，都常常不自覺地以男性為中心的觀念來理解女性暴力，導致大量案例被遺漏或歪曲。男女對“女性暴力”的體驗，存在著天壤之別。例如，在一項關于“暴露生殖器”嚴重性的調查中，女性受訪者能輕易地做出回答，但大多數男性受訪者卻對此聞所未聞，甚至反問“世上還有這種事？”……可見，關于女性暴力的社會性“報告”，是被既有話語選擇性呈現的。 ——摘自本書第79頁
“妻暴”，韓國性別歧視社會的縮影
在韓國社會，當一個女性哭訴自己遭受丈夫的暴力（無論是身體、情感、言語、經濟還是性方面）時，她最常聽到的回應是“夫妻吵架如刀砍水”或是“這不過是愛的爭吵”。在影視劇中，暴力甚至常被描繪成丈夫“愛得深沉”的證據。被毆打的女性向鄰居或警察求助，卻遭冷遇的情況，至今仍屢見不鮮。所有這些現象的背后，都潛藏著一種觀念：將“妻暴”視為個人間的“小摩擦”，是外人不應干涉的“家務事”。在《極其親密的暴力》中，作者深刻地論證了：“妻暴”，并非少數“問題男性”的個人越軌行為，而是源于父權社會性別歧視性的家庭制度的、一種普遍的社會問題。
家庭暴力：一種被賦予韓國男性的“性別角色”
“作為個體的男性與女性，通過婚姻制度，獲得了‘丈夫’與‘妻子’的身份。這一身份，要求雙方承擔截然不同的勞動與規范。夫妻間的性生活、女性的照料與家務勞動、男性的養家糊口、作為家庭代表的男性‘一家之主’……家庭生活中的這些性別角色，被進一步擴散至整個社會（所謂‘家庭是社會的基本單位’），從而定義了社會總體的性別關系。” ——摘自本書第103頁
然而，在現實中，“男主外、女主內”的神話早已破滅。據韓國統計廳2015年的數據，雙職工家庭的比例已達43.9%，更有大量已婚女性獨立承擔著家庭的經濟重擔。但無論現實如何改變，女性依舊被要求恪守“妻子”的本分：既要賺錢，也要承擔幾乎全部的家務和育兒責任。一旦她們未能盡到這些“本分”，便會被視為“逾矩”，并為暴力提供了借口。
長久以來，家庭暴力甚至是一種被默許的男性“性別角色”。韓國的女性運動，則致力于將這一“角色”定義為非法行為。本書深刻地分析了，當夫妻雙方違反家庭內的性別角色規范時，所遭受的“懲罰”是何等的極端不平等。男性的價值，并非由其性別角色所定義。他們的“分內之事”不僅比女性的簡單得多，且當他們未能履行時（例如失業），也極少有妻子會因此而毆打丈夫。恰恰相反，整個社會反而會掀起一場全民性的“為男性重振雄風”的運動。必須再次強調：家庭暴力，是當丈夫單方面判定妻子未能盡到其家庭內的性別角色分內之事時，由丈夫任意施行的、兼具個人性與社會性的“懲罰”。 ——摘自本書第9頁
為何這不是個人問題，而是社會與政治問題？ 將家庭暴力視為少數問題家庭或個體心理缺陷的產物，是一種根深蒂固的觀念。即便是一些認同父權制結構是問題根源的人，也常常會問：“但并非所有妻子都在挨打，不是嗎？”言下之意，既然存在不打人的丈夫，那么家庭暴力終究是個人問題。然而，作者一針見血地指出：“這不過是父權社會中，任何與女性相關的議題，都必然會被降格為‘私人問題’這一偏見的結果。”
倘若全國有1%的人口遭受盜竊，絕不會有人認為這是個人問題，或是盜賊因個人壓力導致的心理問題。它理所當然地會被視為一個社會結構性問題，并催生出國家層面的對策。然而，“妻暴”，這一在幾乎所有統計中發生率都超過50%的現象，卻依舊被視為個人私事。在性暴力等其他女性作為受害者的犯罪中，類似的邏輯也總是一再上演。 ——摘自本書第25頁
這種觀念的根源，在于我們的社會并未將女性納入“普遍的人”的范疇。為解決“妻暴”而制定的法律與制度，始終將“維系家庭”作為首要目標，也正是因為，它從未被視為一個關乎女性人權（即女性作為個體、公民、一個“人”的權利）的問題。作者將“妻暴”定義為**“一個壓迫著人類半數的、重大的政治事件”**。
之所以將針對女性的暴力，視為無傷大雅的私人小事，而非對人的安全與尊嚴的侵犯，正是因為女性從一開始，就被排除在了“普遍的人”的范疇之外。施暴的丈夫們之所以能理直氣壯地說出“不就打了個女人嘛，至于嗎”、“我打的不是‘人’，是我老婆”，是因為整個社會只承認男性是“普遍的人”，并對男性的暴力采取了放任乃至支持的態度。……將“妻暴”從家庭問題，提升至人權問題的高度，本身就是對將女性局限于家庭成員這一父權秩序的挑戰，也意味著社會開始將女性視為獨立的社會個體，從而為女性身份認同的政治學，開啟了全新的維度。 ——摘自本書第95頁
作者：鄭熙珍
女性學研究者、書評人、《鄭熙珍的學問》月度音頻雜志主編。 她致力于從跨學科的視角進行學習與寫作，本科畢業于西江大學宗教學與社會學系，后于梨花女子大學獲得女性學碩士及博士學位。著有“鄭熙珍的寫作”系列（全五冊）、《女權主義的挑戰》、《極其親密的暴力》、《獨自觀影》、《像鄭熙珍一樣閱讀》、《陌生的視線》等，并主編了《我反對兩性平等》、《#MeToo的政治學》等書。
目錄 前言 _ 一切的開端：性別角色、家庭與暴力
第一章 “妻暴”：父權制的縮影 “妻暴”是如何持續并被再生產的 / “妻暴”是全人類的共同經歷 / 家庭暴力？還是對妻子的暴力？
第二章 作為當事人：研究者、幸存者與活動家 證言之痛，研究之痛 / 感同身受意味著什么 / “客觀性”是一個政治問題 / 在與幸存者的相遇中，重讀既有研究
第三章 以女性之眼，審視“妻暴” 毆打妻子的權力，從何而來？/ 家庭：不受法律保護的“私人”空間 / 婚姻：一張暴力的許可證
第四章 暴力丈夫眼中的“妻暴” 毆打即管教的“權利與義務” / 以暴力為紐帶的夫妻關系
第五章 受暴妻子的心理：為何選擇承受 為何無法反抗丈夫的剝削 / 將暴力“日常化”與“瑣碎化” / 暴力，是愛、是病，還是羞恥
第六章 “妻子”身份認同與家庭政治學 經由“妻子”角色而被再生產的暴力 / 為何她們會重返暴力？/ 恐懼與抵抗的家庭政治學
第七章 從“家庭本位”到“女性人權本位”
附錄 參考文獻 注釋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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